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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友渔:真实的红卫兵运动是何等愚昧和野蛮?
2018-05-16 19:11:32   来源:wx   评论:0 点击:

徐友渔:真实的红卫兵运动是何等愚昧和野蛮?原创文坛趣闻2018-05-16作者徐学勤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,发动这场浩劫的,是号称四个伟大的

徐友渔:真实的红卫兵运动是何等愚昧和野蛮?

 文坛趣闻 2018-05-16

作者 徐学勤

   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一场浩劫,发动这场浩劫的,是号称“四个伟大”的最高领-袖-毛-泽-东,他的一声号令,让这个古老的国度陷入集体疯狂。

任何人都不能幸免地卷入这场运动,或成为施害者,或成为受害者,而更多的人兼具着两种身份,以至于后来的道歉成为一种奢侈。

运动最为积极的响应者,是一群稚气未脱却又老成持重的青年学生——红卫兵,他们高呼各种语录和口号,怀着满腔的激情与仇恨,要去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,“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类”。

在“革命无罪,造反有理”的名义下,他们像从潘多拉宝盒中走出来的恶魔,愤怒地砸烂一切“封资修”。抄家、批斗、夺权,一个个与他们的实际年龄不相符的名词,成了他们共同的标签。

他们被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煽动,被“红太阳”的语录迷惑,成为一群不折不扣的乌合之众。然而,不断反复的整人和被整游戏,让他们逐渐意识到上当受骗,但仍有人死心不改,他们为革命理想而斗争,最终无一幸免地成为大动荡的牺牲品。

这是一场集体迷狂,也是一场集体无意识的群魔乱舞,但“恶魔”不是一天炼成的。红卫兵为何会集体丧失理性,变得极端狂热、违背伦常?为何会有如此大的破坏力?他们又是如何在迷失中觉醒的呢?带着这些问题,笔者采访了著名学者、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,作为文革亲历者和研究者,他抽丝剥茧般地解析了红卫兵的精神演变历程。

 

 

把政治觉悟视为评判人的第一标准

    徐学勤:“文革”发动至今近半个世纪,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难想象和理解当年红卫兵的种种疯狂暴行,如果要描述当年红卫兵的精神和思想状态,你会怎样概括?

徐友渔:我想可以用两个词概括——愚昧和野蛮,他们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和成果一无所知,甚至可以说完全背道而驰。我在《形形色色的造反》一书中举过一个例子,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被暗杀,一大群留美的中国学生,跑到操场上去跳舞庆祝——“世界上最大最坏的坏蛋、帝国主义头子死了”——他们根本不懂得,一位广受尊敬和拥戴的总统被暗杀,对美国人民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他们表现出的愚昧和野蛮,就是后来红卫兵的普遍精神状态。

徐学勤:一个时代的精神状态,与其政治社会环境直接相关,“恶魔”不是一天修炼成的,而是一个长期教化的结果,“文革”前,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是怎样的?

徐友渔:当时的中国社会,一切以政治挂帅。毛-泽-东在60年代初提出,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,“阶级斗争要年年讲、月月讲、天天讲”,这种号召通过教育和宣传深入人心。

“阶级斗争”原是马-克-思主义学说,马-克-思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抽象成阶级关系,把阶级矛盾看作是你死我活、不可调和的矛盾。这种学说从德国传到俄国,越往东方传,越显得粗鄙、简单、神秘,后来传到中国就变成了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里描述的情形,这跟马-克-思原本讲究学理与论证的阶级斗争学说,已经有了很大差别。再加上后来林彪的发挥演绎,通过政治辅导员和宣传部门层层加码,就变成一套非常狂热可怕的理论。

政治思想和觉悟,被视为评价人的第一标准,每个人都要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。比如,一旦有一个校长或者老师被指责为“阶级敌人”,大家都要扑上去拳打脚踢、批评谩骂,如果谁表现不积极,谁就是落后分子,就有问题。如果家里的“出身不好”,子女还必须跟父母作斗争甚至断绝关系,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完全不尽情理的地步。现在看来“文革”中红卫兵的表现非常残忍,但当时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,大家唯恐表现得“不革命”,唯恐表现得不积极,唯恐被认为没有“阶级斗争精神”。

软性的政治洗脑+硬性的前途绑架

徐学勤:这样一套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,主要是通过哪些渠道灌输给青年学生的?

徐友渔:这种灌输是全方位的,包括学校课堂内外的政治教育,也包括通过报纸、电台、刊物展开的宣传,还包括小说、电影、戏剧等艺术手段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。“文革”中,以“革命”名义做出的各种有悖常理的行为,说明这种政治教育既是违反人性的,又是十分成功的。

在学校,政治课占的比重非常大,而且政治课的分数非常重要,其次语文课也是变相的政治课,学的都是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《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》这类文章。那时候基本没有电视,但是有一些电影,比如《千万不要忘记》、《年轻的一代》、《朝阳沟》之类,它们描写农村的故事,主题通常都是地主分子要复辟,某些干部要当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等等。这种意识形态浓厚的电影、戏剧、话剧,都是学校组织去看的,还有类似题材的小说也是无孔不入。

此外,学校三天两头还会请老工人、老农民来做“阶级斗争教育报告”,那些人都是训练惯了,从语态到姿势都相当油滑,完全是一种夸张的表演,其实讲的并不全是他们的真实生活,而是按照上面定的调子讲。后来我们下乡与农民接触,哪怕是进行“忆苦思甜”或阶级斗争教育,跟他们讲的都不一样。此外,追求进步的学生还要去听党课,所以政治教育不但占用上课时间,连课余时间几乎都被占满了。

徐学勤:从后来的效果看,这种灌输对红卫兵精神的塑造起到了很大作用,但要成功绑架这么多人的意识,让所有人陷入一种集体疯狂,是否还有别的强制手段? 

徐友渔:之所以能洗-脑成功,首先在于学生处在受教育阶段,中国跟外面的世界是封闭的,跟1949年以前的文化也是封闭的,学生几乎没有其他的思想资源来抗拒这套意识形态。其次,我想强调的是,它不纯粹是一个“思想教育”过程,如果仅仅是思想教育,哪怕是再强大的宣传机器开动起来,你也可以选择不理不睬,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。

因为它配合有一套强制性手段,有点像毛-泽-东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改革,“三面架着枪,只准走一方”,所谓“强制性”就是意识形态教育与个人前途结合在一起。在每一次运动过后,老师都会写鉴定、作总结,这个系统随时都在考验你,随时都在评价你,随时都在往你的档案袋装鉴定,而这些东西涉及到你以后入团、入党、参军、考大学和工作分配,在关键时刻,这些东西都要起作用,所以大家唯恐表现不积极。这个强大的意识形态机器,不仅掌控着你的大脑,还扼住了与你性命攸关的一切事情。

比如上大学,考试成绩只是很次要的方面,主要是看政治表现,如果老师给你写了政治表现不好的评语,那么肯定上不了大学。在“文革”期间,一些学生档案流落出来,就发现有班主任写的评语是,“此人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,建议大学不予录取”。

可见,如果你不接受这套意识形态,不表现出对它心悦诚服,不积极入团入党,那么上大学的几率就很小,团员跟非团员考上大学的几率是完全不一样的,所以大家争先恐后地表现出自己思想上是红色的,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面前,自己是坚定可靠的。在打老师、校长的时候,有些人可能生性不是那么残忍,但作为表演或表现,他必须下手狠,否则就可能被批评为“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”或者“小资产阶级温情”。当时流行的话是,“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”,要做到这种地步。

坚决消除资产阶级“人道主义毒素”

徐学勤:红卫兵的疯狂与心理学家勒庞描写的“乌合之众”极为相似,即个人在群体中丧失理性,思想情感易受旁人的暗示及传染,变得极端、狂热,不能容忍对立意见。在那种“集体无意识”状态下,是否依然有人能坚持独立思考,对“文革”提出怀疑和反抗呢? 

徐友渔:我觉得很难做到,在“文革”前,我读过许多西方文学经典,接受了很多西方人道主义的熏染,可以说是我的同龄人中“中毒”最深的,但我在接受了那套意识形态之后,我真的认为我们在追求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。所以,我一方面要批判自己落后的“坏思想”,不该接受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,另一方面又要追求进步,所谓“追求进步”就是要递入团申请书,向党组织靠拢,“向组织交心”,不断检讨自己。

所以,照我的观察,可能有时候会对这套意识形态有小小的困惑,但是要有意识的反叛是很难的,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有,但是数量微乎其微。一般都是随大流,这种“大流”太强大了,一方面是党组织、团组织无处不在,另一方面那种意识形态,我们不可能从根子上全盘否定,我们都觉得政治辅导员、班主任、团支部书记他们说的话就代表共产主义理想,我们不能抗拒历史潮流,抗拒历史潮流是要粉身碎骨的,所以从肉体到灵魂,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主流理想上。

我因为看了太多“反动”的书,在班上受到批判,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话,我自己也不能理直气壮,也认为自己确实不对,就拼命写检讨,挖掘灵魂深处所谓肮脏的东西。

徐学勤:这种检讨是发自内心觉得自己错了吗?

徐友渔:也不能说完全发自内心,也有勉强的成分,有不高兴的成分,但总的来说,我认为真理确实是在对方手上,但对那些西方的人道主义,我在感情上仍然不能割舍,总觉得那些东西有天然吸引人的地方,但是要讲道理的话,肯定是认为那是资产阶级“毒素”,还是要向革命思想投降。

我接触到的西方人道主义作品,比如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,国内的意识形态教育在对这些东西进行“消毒”,把他们说成是“资产阶级毒草”,其中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姚文元。姚文元是以文艺评论家的姿态出现的,写了大量的批判文章,我们当时还是中学生,文化修养也不够,是抵御不住他的这些批判的。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,我一面看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,一方面看姚文元对这本书的批判,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歌颂的是爱情,而姚文元说它鼓吹的是性欲和个人主义。

在这种情况下我比较矛盾,一方面我天生的跟那些作品有共鸣,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不对,因为那么多大理论家都在对这些东西口诛笔伐,所以这些人道主义的光芒,并没有真正照入我们心里。

保守派与造反派的分歧和斗争

徐学勤:“文革”中,血统论、出身论盛行,不同出身的学生对运动的态度有没有差别?还是说思想统一,不存在分野?

徐友渔:我觉得思想上没有太大差别,大家都是无限热爱、无限忠于毛主席,都愿意为毛主席抛头颅、洒热血,刀山敢上,火海敢闯。有差别的是待遇跟地位,只有一部分人可以实践这种革命理想,因为他们是红色江山缔造者的子弟,而另一部分人,比方像我这样,革命愿望绝不下于“红五类”,但是想革命没有资格。“红五类”可以到别人家抄家、砸教堂、烧寺庙、毁坏图书馆、组织劳改,其他人特别羡慕,也想做这些事,却没有资格,只能老老实实关在教室里念《毛主席语录》。

“文革”初期,基本上家庭出身决定了你可以干什么事,不可以干什么事,但大家思想上都是唯恐表现不积极。大家都觉得革命时代到来了,我们得好好表现,都摩拳擦掌。突然间“血统论”来了,谁可以革命,谁不可以革命,谁可以戴毛主席像章,谁不可以戴;谁可以拿语录本,谁不可以拿;一下子分成三六九等,专政和被专政对象马上对立,我们班上的一个同学,之前跟他关系挺好的,后来他当了“劳改队队长”,就变得耀武扬威,我们这些人只能改造思想,改造者和被改造者之间的差距已经非常明显。

徐学勤:后来发展成造反派和保守派对立,他们在思想理论上的区别主要有哪些?

徐友渔:从忠于毛主席,忠于党中央,这种一般意识形态上没什么差别。但随着事态发展,保守派终于发觉这次运动跟以往不一样,以往是在工作组领导下,学生和一般群众按照家庭出身,或者是否党团员,来划分为被依靠对象、被打击对象和被团结对象,他们又按照这种模式,来对待“文革”,最后发现这一次不一样了,毛-泽-东的心思变了,这一次革命的对象是他们的父母,于是他们就不乐意了。

所以,大家从抽象意义上都忠于毛主席,但从实际上对文化革命有一定抵触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,是要“打倒党内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”,也就意味着同学中父母身居高位的人,这次毛主席要打倒他们了,那么你还拥不拥护?保守派和造反派这个时候出现了分歧。

运动的反复无常,终于让人觉醒

徐学勤:从什么时候开始,学生普遍认识到自己上当受骗、被利用了?

徐友渔:这是个漫长的过程,就我的经验而言,在数量上足够有意义的话,是在“文革”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时候,即1967年上半年。虽然还不到一年,但运动经过了很多反复,这一派打倒另一派,另一派死灰复燃,又反过来打倒这一派。经过错综复杂的斗争,学生已经看到政治斗争的黑暗与残忍,大家发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话是反复无常的,利用你的时候,把你叫做“革命小将”、“小太阳”,利用完了就说你是“右倾”、“反动组织”。今天是座上宾,明天是阶下囚。

本来红卫兵都是怀着理想主义、天真无邪的学生,但政治运动的种种残忍手法,种种说话不算话、翻脸不认账,让他们产生动摇,大家对这种朝令夕改、朝三暮四,利用完人一脚踢开,不可能没有意见。政治斗争的不讲信用,引起大家的反感、怀疑跟批评,尤其是自己所在组织,曾经被说成是革命的左派组织,后又被说成是犯了错误的反动组织,而反动组织是要受惩罚的。随着这种情况越来越多,越来越频繁、厉害,这种不满就扩散了。

徐学勤:会不会有一些具体的事件加剧了这种认识?比如说“二月逆流”,一批革命元老被打倒。

徐友渔:这些事件确实起到很大作用,比如,原浙江省委书记江华案,一开始,周恩来传毛主席的话说,“江华同志是革命干部,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”,于是浙江的群众组织,为了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,(实际上也是属于革命投机)就拼命去保江华,这样才能显示你是革命组织。但没过多久,毛-泽-东就不认了,他不承认说过这句话,周恩来也不敢承担责任,所以保江华的组织一下子就成了“反动组织”。

这种情况非常多,尤其是对地方比较重要的领导干部,一会说他是革命的,一会说他是反革命的。对一些具体事情也是这样,比如成都发生大武斗,中央定性一会说这方对,一会说另一方对,大家就有种受愚弄的感觉。又比如,运动中有的人按照党中央规定的“文革十六条”或者《人民日报》社论办事,而有的人不按照这些办,他们听小道消息,跟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或者跟江青有特别渠道,结果证明他们是左派,而老老实实按照中央文件和社论办事的人反而是“犯了错误”,所以大家对“文革”的怀疑和反思,是跟当地的具体运动联系在一起的。说穿了就是政治运动的反复无常,搞得人不知道怎么办,然后有了上当受骗、受愚弄的感觉。

徐学勤:到后来上山下乡,红卫兵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真实现状,完全不像政治宣传中的那么富裕美好,是不是让他们在思想上有了根本转变?

徐友渔:对,我在分析红卫兵或者说支持毛-泽-东搞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所谓“革命学生”的时候,发现他们实现反叛的第一阶段,就是政治运动的阴暗和反复无常,让他们对政治感到心灰意冷和害怕,第二阶段就是下乡。

首先是大家对下乡普遍反感,虽然那时候还不知道农村的情况是怎样,但大家认为,我们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,在革命运动中流血流汗,每个学校都死了人,现在不要我们了,就把我们扫下乡,大家都有被“扫地出门”的感觉。大城市毕竟要舒适得多,下乡是要背井离乡,离开自己的父母,到一个艰苦的地方去。但是,也有少数很正统的人,真的觉得农村是广阔天地,可以大有作为,他们全心全意相信毛主席的号召,这部分人大约占20%-30%,但绝对数字仍然很大。

下乡以后,另外一种启蒙和觉悟就出现了,在以前他们受到的教育中,“中国是社会制度最好的国家,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,中国人民过着最幸福的生活,我们的使命就是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受难群众,亚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受苦受难的国家,都靠我们去解放”。下乡之后,农村的贫穷、落后、不文明、不卫生,让他们对“社会主义制度美好”这种更基本的信念产生了动摇。

像我下乡的四川农村,还是比较富裕的,但是一年也只能吃几次肉,基本没有零用钱可花,连煤油都买不起,要靠去县里卖鸡卖蛋才能补贴家用。农民劳动一年,几乎分不到现金,而有的家庭更惨,家里只有一条裤子,几个人共着穿。

红卫兵之前受到的教育是,“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生活比蜜甜,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,比黄连还要苦”,把话说到这么极端,下去看结果是那么回事。所谓“贫下中农再教育”完全适得其反,我所在的队大队长跟我们讲,“以前我给地主当长工,那吃的可好了,地主老婆把元宵、大鱼大肉送到田边任我们吃,吃的不好我们不干啊”。他说的是有道理的,倒不是说地主有多好,而是要叫马儿跑就得吃的好。我们慢慢发现,以前在学校受的教育是脱离实际的,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,让我们对“文化革命”甚至对基本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更大的怀疑和批判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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